为什么中国缺兰德公司这样的智库？

中国需要智库。

正如法国人一度将智库视为一种时髦的观念一样，中国人也越来越多地将其挂在嘴边了。

Think Tank，英汉词典译作智囊团，也有译为科学实验室的，后来普遍译作思想库或智库。这是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它代替了传统意义上的翰林院、幕僚、高参、学术机构、官方或半官方机构、商业机构。

智库的形成有其长远而复杂的传统，如果要追溯，中国先秦时代诸子百家思想爆发、观念横行、游说君王、合纵联横，可谓智库的高峰期和古代标本。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与现代性智库的创立不谋而合：一、思想独立，每家主张都不尽相同，且不受政权控制；二、经济来源多样，可以称之为“化缘”，但不免朝不保夕，连孔子都免不了游说失败后，惶惶如丧家之犬，他们都不以赢利为第一目标。

然而，这座中国思想史上的高峰没落了。时局愈动荡，思想库越活跃，既便是在种平时期，思想库往往研究的是预见性的公共政策和各种可能性，而不是只着眼于解决当下问题。

如果说，以美国为首的现代智库没有成功预见到911是一种耻辱，那么，像兰德公司曾完全主导了布什政府对萨达姆政权的毁灭性打击，则显示了智库作为思想源头的威力和能量。

那么，中国呢?

粮食储备、石油储备、黄金储备是硬实力；智库储备则是软实力。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后者更是前者的决定性力量。中国缺智库，中国求智库。

与媒体热衷于叫嚣中国智库崛起论不同的是，中国智库类的专业人士则显得相当冷静。他们看到了所谓中国智库与世界智库之间的差距。

“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智库。”一位行业协会的负责人这样说，在中国，行业协会属于半官方组织，在民政部注册，挂靠于官方机构下，受命也受制于官方的指示。是介于政府与民间色彩之间的组织，有时也承担课题，研究产业，但在人才、体制、资金来源等方面却显得“畸形”。

曾在北京举行的首届全球智库高峰论坛，由有“中国第一智库”之称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国交中心就是这样一个协会组织，挂靠在发改委下。它与西方智库唯一的共同点是，国交中心拥有像前副总理曾培炎这样的政府高层，以及来自各大部委的智囊人士，而在西方智库也有这样的传统，许多智库研究员与政府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兰德公司就是美国鹰派外交政策的大本营，布什政府当年的副总统切尼，就是兰德公司的元老。

但是，像兰德公司这样重量级的智库公司并未参与这次全球智库高峰论坛。“它们的触角比我们想像得还要深入、灵敏，你以为它会需要这样的平台，有可能它对这个论坛不屑一顾。”主办方的一位代表私下里透露心声说。

放眼望去，中国的智库更像是“伪智库”，零点调查集团总裁袁岳甚至用了“蠢库”这样的字眼。他是从研究方法而言的，在智库人才的使用上，多的是学院教育出来的把“大词”挂在嘴边，张嘴中国闭嘴世界，但却缺乏基本的研究具体问题的能力。而安邦集团的总分析师贺军则同样面临研究人才缺乏的困局，他甚至开动脑筋，想与大学联合开办信息研究这样的专业。

许多有识之士认为，中国智库最终的成形与确立将会是在民间，民间智慧以及互联网渠道可能是智库大放异彩的决定因素。

但袁岳并不这么看，他说：“现代型的智库是集体作业、多人分工协作的，现在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智库机构，仍然没有摆脱个人作坊式的模式。”

以民间智库的样本“深圳因特虎”和“北京天则研究所”为例，前者作为网民自发形成的城市公共政策研究组织目前已解散，而后者曾汇集一大批中国顶尖经济学家，却也举步唯艰，知情者分析说，原因在于每个人社会职务太多，无法专一于本所事务；而且几名理事在意见相左时无法协调，最终“不欢而散”，老死不相往来。

智库之争不仅面临着智库的两大特征：独立性原则和非赢利原则，还面临着出思想、能影响世界格局的压力。世界潮流的变幻事实上已经模糊了这种形态，越来越多的智库组织依附于政党，甚至于就是由政党来组建，在资金渠道上提供便利。

所以，摒弃智库的意识形态之争也许是中国式智库的出路。《超限战》的作者乔良也许是唯一一个向世界输出过国防思想的中国人，美国五角大楼人手一本，认为他的思想预见到了911。他举了个例子：在香港回归之前，撒切尔夫人说了一句话——“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

撒切尔夫人这句话揭示了智库的一个元命题，即智库是为未来形态服务的，30年、50年、100年，而不是局促地为当下服务。

我们的智库还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他们的智库已在探讨将来的问题和各种可能性。在北京的智库峰会上，宁高宁的一句话深得媒体好评：中国远远还没有达到对外输出资本的国力，什么时候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咨询公司等智库到国外挣钱了，中国才能成为大国。而现在是我们都要靠全球的智库来办事。

有人总结出中国智库的三大类别：豢养型学者、愤青型专家、商人式机构。痛指中国智库的三个毛病：与体制过近、专业程度低、以赚钱为目的。

看似专家学者无数，频频曝光、满天飞四处参会，但却“满嘴跑火车”，影响力和公信力急剧下降。中国缺少一言九鼎的权威咨询机构。

媒体惊呼中国已有4000多家智库机构，远远超过美国智库的数量。但这，只是一厢情愿而已，这种靠把调查公司、咨询公司、学院研究所合并在一起的方式，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正如袁岳所言：“利益多元化时代的到来，促使我们认识到，不要简单的认为有一个智库能反映出所有利益的代表。”他以烟草公司的项目为例，不同的智库得出的结论也许恰恰是相反的，因为立场不同，代表的利益方不同。“利益一体化的时代正在被打破”，各方利益交叉博弈，正是智库登场的最好时机。

零点调查集团带有1/3智库的影子，这正是中国智库成长道路的一种典型模式：边缘化生存、商业化生存、专业化发展。成立于1992年的零点集团，伴随着中国跨越式的经济发展，“自身发展即不快也不慢”，与这个时代合拍。袁岳觉得零点兼跨三个角色：调查、管理咨询、决策咨询。“如果比喻成盖楼房，调查是地基、管理咨询是一层楼，决策咨询就是第二层楼。”他说，“调查不是最终的追求，从一开始，零点就有社会性和提供公共政策的目的。”他们曾游说北京市政府，将宠物管理费由每年5000元调低至900元，这一游说被采纳。

袁岳从实操性的角度总结了中国智库存在的差距：一、个体化；二、资金来源的单一化；三、人力资源的不足。

对于人力资源的不足，他举了一个例子，“假如有个研究型人才，他肯定首选进北大，其次就想社科院也行，最后才会想到零点。”

但是，像学术机构类的官方智库能代表一个国家的智商吗？远非如此，“既有官方智库思路，又有学术智库思路，还要有独立产业化的民间智库思路乃至于个人思路，这种内部研究（体制内）和外部研究（体制外）相结合，才能克服偏差，为决策提供优化选择方案。”

与零点调查集团同时期成立的安邦咨询集团也是一家民营信息咨询公司，它也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智库的角色。在它长期推出的30种信息产品中，其客户包括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以及4000多家企业，其中覆盖1/3的世界级500强企业。

1998年从科技部“下海”到安邦的研究员、现任总分析师的贺军说：“多年来我看到五、六茬信息咨询公司起来又倒下了。”他对中国智库的现状用了一个比喻“一麻袋土豆”，“小个很多，大个很少，专业性不够”。

目前，安邦集团已经是整个行业的“定价标杆”，而当年他去这个公司时，在南城一个车队的旧楼里办公。从小公司发展到现在的“战略信息综合服务商”，可谓智库行业发展的一个缩影，现有7个分公司遍及中国各大城市。

贺军所著《政策思维》一书中，披露了大量案例，他的特点是迅速对时局变化提出预警、专业分析和策略应对。2007年5月，他在简报中向客户提出预警；而一篇名为《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时机与进程》的文章早在2002年就摆在央行和国家外管局的案头；在中美关系接近冰点的时候，他准确作出了“政经分离”的判断。

中国政府内有大量信息传递渠道，为什么还需要安邦这样的外部公司呢?“我们在行业内充当意见领袖的角色。”贺军这样说，像北京市政府，则是他们长达10年以上的合作方。

凭借敏锐的判断力和对本土政策的熟悉，贺军预言可口可乐收购汇源将遭失败。正是在政经热点中寻找机遇、进行综合分析，使得安邦在业内愈来愈有影响力。

一个国家的智商并不是由民众脑袋的总和来决定的，相反，智库的智力水平和人才优势以及发展规模才决定了国家智商。如果说政府是国家主脑，智库则是小脑，维系格局平衡；政府是国家左脑，主理性建设，智库则是右脑，主形象思维、提供预测和想像力。

遗憾地是，作为中国人，我们现在还不敢给自己的智库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