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国强：开创中国智库发展新时代
随着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对中国智库建设批示意见的增多，“智库”一词渐为国人熟知，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则使智库的社会关注度陡然猛增。人们该如何评价“意见”的出台？它究竟会给哪些方面带来深刻影响？将对智库的实践发挥怎样的指导作用？当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把这些问题提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时，这位参与“意见”起草、国研中心高端智库试点方案重要起草人的智库专业人士，如数家珍，详解细说。
“如果请你用一句话来概括意见的作用和影响，你会如何表述？”两个多小时的采访结束时，面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的最后一问，隆国强略作思考，答道：“它开创了中国智库发展新时代。”
构建新格局：一个具有鲜明专业特色、有着不同分工合作关系的中国特色智库体系正在形成中
中国经济时报：我国智库数量大，却是大而不强，你认为，“意见”将对我国智库业的格局带来怎样的影响？
隆国强：的确。中国的智库数量很多，但是，有的规模很大，有的规模小，参差不齐。主要问题是缺乏统筹，层次不清晰。每家智库显得都很有“独立性”，但这个独立性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独立性，而是说智库之间的交流合作不够，导致的结果是，大家在选题方面有很大的重合性。很多个不同的智库，同时间选同样的课题，导致研究力量比较分散，智库研究低水平的重复，没有能够真正整合资源，把一个政策题目做深、做实。
两办这次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未来的格局做了一个谋划，分别列了几类智库，有高校系统的，党校行政学院系统的，还有科技智库等等，应该说，这些分类主要还是按照智库所属的性质来分的，体现出了一种中国特色。
我个人觉得，无论是当前还是未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总体格局会呈现出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是多层次。特别是近两年来各个系统、各个地方响应习近平总书记“4·15”批示精神的号召，高度重视智库，很多高校、社科研究机构都把原来一些从事理论研究的同事组织起来，一方面做理论研究，另一方面更加重视政策研究。大家感觉到智库的春天到了，智库本身变成了一个曝光率非常高的热门词汇。第二个是，智库的数量会很多。第三个是，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官方背景的智库还会占据主导地位，目前也是如此，这也是一个中国特色。
我认为，中国智库的未来格局更重要的是，这么多的智库怎么能够形成专业化的分工，充分展示自己在特定领域的专长。可能会有少量的综合性的智库，但是更多的智库应该突出自己的专业特性，即在某些特定的领域里面能够形成专长。在运作上，一个理想的格局是，大家可以围绕一些涉及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整合全社会的智库研究力量，能够把它做得更加深入、更加细致。这样的话，可能就需要有一些更加高端的智库，能起到一个组织者的作用：一方面自己要做研究，一方面还有整合和动员、组织全社会智库来开展研究的能力。如果能够形成一个智库之间相互交流、合作的机制的话，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以前出现的那种碎片化的、低水平的重复，能够形成一些研究很深入的、可操作性比较强的政策建议，或者说考虑比较全面的、好的政策研究成果。
因此，形成一个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体系，也是这个“意见”在重点谋划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着眼于构造这么一个有着鲜明专业特色的、有着不同分工合作关系的中国特色的智库体系。当然，中国的智库运作除了国内智库之间的合作以外，加强国际合作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总之，智库的研究不能关起门来搞研究，一定要开放眼界，组织动员各个不同智库的最高水平的研究力量，发挥各自的专长，同时又能加强合作。智库合作可以方式多样，深浅皆宜。深的合作可以是大家共同在一个课题组里工作；浅一点的，比如说开座谈会，把这些相关领域的国际、国内的高水平专家请到一起来交流意见；中等程度的，可请相关领域高水平专家作为课题组的顾问。
中国经济时报：在中国智库这个大的格局里面，官方智库仍会占主导地位？民间智库的前景如何？
隆国强：这么多年来，有些民间智库成长得很快，但是大部分的智库还是有官方背景，当然，有官方背景的层次也不一样，有的是党政部门、行政机关，还有一类事业单位，像传统的社科院、高等院校里面的智库等。纯民间的智库也有，不是很多，受经费等的压力，规模也不是很大。这同时也意味着民间智库将来的发展空间很大。
其实各个国家的智库格局不一样。美国的私人智库、民间智库特别多，一些富人家族经过好几代人以后，会把钱捐出来做各种各样的基金，来支持政策研究。穷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没有这种情况。我们中国也有一些富人，他们的第一代还在拿钱做各种投资，他们也捐钱，主要做慈善，拿出资金来做智库、支持社会公共政策研究的还很少。这个社会现实决定了在未来一段时期，民间智库的发展是受到制约的。所以，我们必须从现实出发，重点考虑怎样把有官方背景的智库办好，充分发挥智库主力军的作用。
中国经济时报：你怎么评价官方智库当前在决策咨询方面作用发挥的效果？
隆国强：我们这么多的智库，人数很多，机构数也很多，整体上花在政策研究上的经费可能也不少，据我们的观察，应该说智库对改革开放与发展都做出了不少贡献，但是，与决策者的期待相比，决策咨询的效果尚需提高。这里有很多原因，外部的原因我刚才讲过，智库之间的这种分割，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这是造成低水平重复的主要原因。但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我在很多场合说过，习总书记的批示里面讲得非常明白，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其隐含的意思就是目前中国智库的组织形式、管理方式是不适应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要求的。这方面改革的任务非常艰巨。
中国经济时报：针对目前我国智库存在的政策研究低水平重复问题，你认为怎样才能形成一种各家智库功能互补、避免同质化竞争的格局？
隆国强：这要依靠两只手，一是要靠政府的统筹规划加以引导来布局，对不同的智库，从现有的基础和国家的需要，要给它准确的定位，这是看得见的手。还有一只手是看不见的手，智库之间本身应该是有竞争的。慢慢地经过一段时间的竞争以后就可以发现，有的智库就不行了，那些好的人才就会流向更好的智库里去。智库最关键的是要靠领军人才，领军人才是人才中的人才，是决定一个智库研究水准高低的关键因素。最顶尖的领军人才永远是稀缺的，必须得有制度吸引这些人、用好这些人。
作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划的一项改革任务，打造具有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体系，“意见”为下一步的改革指明了方向。至于各家智库如何探索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我觉得，首先，每一个智库要吃透、吃准智库运作自身的规律。若是套用政府行政机关的制度，目前来看显然是有问题的。若是套用自然科学研究机构的制度，我们现在自然科学研究机构的很多制度是从前苏联学来的，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已经出现很多问题，本身也需要改革。有些地方做了一些探索，比如说深圳有一些研究机构做了一些探索，效果还不错。所以我想，智库制度应该是国家规定一些最基础的东西，类似于《公司法》这样的制度，然后给各家智库比较大的制度创新的空间，让不同的智库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进行各种探索。在目前这个阶段，一定要发挥大家的改革创新精神，探索出一套适合中国特色智库的制度来。虽然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智库的制度，但完全照搬肯定是不现实的。
做强决策链：提升智库的水平和能力，为决策提供高水平的智力支持，是我国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种体现
中国经济时报：你认为，“意见”将对我国科学决策、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发挥何种作用？
隆国强：这个问题其实和第一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国家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这个体系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或者重要的内容叫做决策的科学化，就是尽可能做正确的决策。大家都知道，最大的失误是决策失误。决策是由不同层级的领袖来做的，如果说这些人特别有能力、特别有经验，或许可以少犯错误。在现代社会，政策问题非常复杂。每一个公共政策往往是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即政策有它的溢出性，除了影响我要干的事，还会导致其他的影响，会影响到其他部门。仅从一个部门来研究政策，对个别部门最优的政策未必是整体最优的政策。这个部门好了，从微观上来说这是个最明智的决策、最好的决策，但宏观上可能会变成一个宏观不优的情况。比如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各国都在讨论宏观审慎，什么叫宏观审慎？就是当经济突然出问题的时候，微观上来说，一个企业最正确的决策是收缩。银行最正确的是不给企业贷款，把钱收回来，保证不破产。从各自角度讲，大家都在做正确的决策，宏观上合成会是什么？就是经济不好时，本来需要大家一起来扩张才能渡过这个危机，现在大家都做各自正确的决策，结果反而是加剧了危机。微观的、合理的选择导致宏观上一个不好的结果，所谓宏观审慎，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公共政策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就在于从不同的尺度来看，放在最小的尺度，只看自己，是个最正确的决策；放大一个尺度，就会发现这样要支付很多别的成本。这就需要跨越单个部门来做更好的选择，避免一个部门最优的选择，要由另外一个部门承受溢出效应。这在公共政策决策里经常看到，不同部门为什么政策老打架，就是这个原因。最好是有一帮局外人做研究，他们是站在全局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给决策者呈现说哪个方案是比较好的，哪个方案是相对次优的。因为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影响政策的因素如此之多，公共政策决策如今已变成了一个专业性技术，这也是为什么近100年来智库能在全世界方兴未艾的原因。智库的发展是形势的需要，中国领导人重视智库，也是适应形势的需要。
建设高水平的智库，当然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能够通过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有利于推动社会的进步，这就是为什么“意见”强调，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当然还有很多，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包括很宽的内容。在决策科学化这个链条上，智库有着它不可替代的独到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提升智库的水平和能力，为决策提供高水平的智力支持，是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种体现。
提升软实力：智库既是软实力的创造者，也是软实力的传播者，在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方面有着独特作用
中国经济时报：你认为，智库建设作为国家软实力的组成部分，将在落实习总书记说的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方面，扮演怎样的角色？
隆国强：先弄清楚什么是软实力。我个人觉得，所谓软实力是一种吸引力，是对你的国家以外的人产生的吸引力，就是国际社会对你这个国家的价值观、你的文化、你的制度、你的发展模式等等，出于一种羡慕崇拜，从而对它产生吸引力，这就叫软实力。
我认为，作为软实力的一部分，智库在国际上要想真正发好中国声音，首先，要有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自己先要把中国故事理解和吃透，把自己的道路、模式、经验、教训中所包括的那些成功、不足的地方都能准确地把握了，才能够使中国故事让国际社会听懂、接受。即智库要能够准确地研究、理解中国故事。
其次，在对外的很多政策倡议方面，智库要能够从国家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提出参与全球治理、区域合作、国际合作方面的、好的倡议。在国际治理的过程中，你的倡议是那种让人家觉得是兼顾了自身和国际利益的一个好的方案。这是对智库更大的、更高的要求，智库确实应该担负起这个责任，尤其对中国来说，我们是一个新兴的大国，国际社会对我们国际责任的期待越来越高，那么你必须提出有创意的倡议，既不是全盘否定现有的国际秩序，也不是片面地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而是说在全球治理不断演进的过程中，你提出一个让大家都觉得很好、有创意性的国际倡议。这确实是种考验，要看智库的本事。
中国经济时报：这是对智库在国际舞台上的新要求，应该也需要一个适应期。
隆国强：是的。在现有国际秩序下，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这么多年来，中国人有一种弱者的心态，有一种受害者的心态。这种心态使得我们对待国际事务是防守型的，外面出来一个什么东西时，我们更多的是研究怎么来防御它。在过去很弱小的时候，这是必要的，符合国家发展的实际。但是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变化了，在全球格局里面我们的地位越来越高，这时候要适应国家地位的变化，就应该有一个更加积极的心态，更加有建设性地去引导全球治理的演进。这就要求智库要好好去研究。
我觉得，中国的智库总体来看有一个很大的缺陷或者不足：在过去那种防御心态下，国际社会那些建设性的方案里，由中国提出来或者说由我们智库提出来的是不多的，我们缺乏倡议性。所以有人曾经开玩笑说，中国人在国际场合要么就是不说，要么就是说不。不符合我的利益的我就说不，不直接关乎自己利益的就作壁上观，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不足。因此，这也正是我们新型智库建设里面，从提升国家软实力的角度特别需要加强的一块研究内容。这种转变对智库来讲，的确需要一段时间适应。
正是因为要加强这一块，第三个任务就显现出来：我们如何能够让自己的倡议、好的想法让国际社会接受。目前，虽然我们做了很多努力，话语权也比以前大了不少，但是，总体看，我们游说国际社会的能力还是很弱的，我们还不太善于让别人接受我们的观点。
在这个推广软实力的过程中，智库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渠道。智库通过推进国家的硬实力，从而让一国的发展模式更有吸引力。智库本身是软实力的创造者，同时智库还是软实力的传播者。我们一定要明白，推广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一定要让别人、让对方真正的理解你，从内心深处对它产生吸引力，这个吸引力才是持久的。如果你说得天花乱坠，可以糊弄他一时，但糊弄不了长久。不要怕中国的软实力推广不了，只要找到好的渠道，让国外的精英层、知识精英、智库的专家们真的深入了解中国、理解中国，不带着有色眼镜来看中国，我们的价值观、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理念，自然也就容易产生认同感。所以，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软实力做到最好、最强，进而产生吸引力。
肯定智库渠道的作用不是否认其他渠道的作用。比如，借助最常用的渠道——媒体去推广软实力。各种渠道各有自己的独特性，各有独到的优势。所以在传播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时候，智库和媒体是可以相互合作的。总之，一个国家在推广自己软实力的时候有好多办法。在这方面不需要我们有太多创造性，学习别人的成熟经验是条捷径。
在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春风吹拂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正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气象。百事待举，何处破题？参与《意见》起草、国研中心高端智库试点方案的重要起草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近日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人才是智库的根本，人事制度是高端智库建设最核心、最关键、最先要做的制度设计。因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各家智库应积极实践，勇于进行制度创新的探索，争当高端智库建设排头兵，早日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运行机制。
人才要能进得来，用得好，出得去，能上能下，这是好的智库首先需要做的制度设计
中国经济时报：你曾说过，目前中国智库的组织形式、管理方式是不适应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要求的。你这样说的理由是什么？
隆国强：我国智库现有的体制机制，其实是两方面的结合。一方面是政府行政机关的一套管理办法，包括人事制度、薪酬制度、财务制度、预算制度、外事制度等。还有一套是自然科学研究机构的，主要涉及到作为事业单位的人事管理制度、科研管理制度、经费管理制度等。这两个制度的结合，在日常运转过程中已经暴露出很多的问题，使得现行的制度与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以及这次两办印发的文件里面所设定的要“打造中国特色新型高端智库”的要求有相当大的差距。这就决定了我们要从创新体制机制入手，才能实现这个宏大的目标。
中国经济时报：你认为，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应该从何处入手？
隆国强：体制机制改革最关键的是人事制度改革。目前智库的组织形式、管理方式的不适应肯定涉及很多方面，我个人理解，首先要解决人的问题，即人事制度。一个好的智库一定是能够为那些投身政策研究的高水平、有造诣的，同时也有着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的专家打造一个平台，让他们在这里人尽其才，充分发挥聪明才智。这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是能把高水平的人才吸引来。第二是对这些高水平的人才，设立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使他们能够在这里勤奋工作，按照对社会、对国家负责的态度进行政策研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缺一不可。第三是要把那些有潜质的人培养起来，让他脱颖而出。
智库的人才往往是靠引进和培养两条腿走路，但是，目前在我们这些智库机构之间，高端人才的流动其实并不容易，这和西方的智库有很大的区别。西方最顶尖的智库几乎不培养人，就是满世界去找最顶尖的人，把他请来。当然是依靠它的吸引力，它有这么多年形成的品牌效应，有良好的工作环境、工作平台，还有和这些人才的水平相匹配的薪酬，所以说它们可以吸引来高端人才。而中国的各个智库，甭管你职能有多高，行政级别有多高，和所谓低端的智库相比，本身并没有什么优势，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是不足的，比如，你并不能提供一个有竞争力的薪酬。
人事制度必须还得有一条，即智库对自己不再需要的人，能够让他们出得去，即要有淘汰机制。被淘汰的人不一定是不能干的人，而是指那些不再是这个智库当前最需要的领域的人才。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长期名列全球智库前茅，1980年代美国的对外政策，最主要是对苏联的政策，所以在布鲁金斯学会聚集了全球最顶尖的一批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不再是前苏联了，东北亚地区包括中国、朝鲜半岛、台湾海峡这些地区慢慢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特别关注的地方，它就开始调整，对这方面学者的需求就大幅度上升。
像这类智库为什么能长期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就在于它能够预见性地看到国家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政策，那么就需要提前把这个领域最好的专家请过来。要做到这一点，不可能天天做加法，还要做减法，当它把研究中国问题、东北亚问题的专家请来的同时，不再是热点政策的那些专家就需要离开。所以，我去的时候正好剩下最后一个研究前苏联特别有名的学者，还拿过麦克阿瑟奖，但是他的合同到期以后，布鲁金斯没跟他续签，他就去大学做教授了。
一个好的智库、顶尖的智库要依靠人才的流动，永远保持着一个国家最重点领域的最顶尖专家在这里做公共政策研究，这个智库才能永葆青春，一直可以引领政策研究的潮流，才有可能永远作最顶尖的智库。所以，我认为，人才要能进得来、用得好、出得去，能上能下，这是好的智库首先需要做的制度设计。在这个运作过程中，我一直在强调，要有一种专业主义精神，能上能下，不要官本位，要去官本位。这方面其实有很多的改革需要进行。
中国经济时报：这种人才流动机制的缺乏是国内一些智库不能持续保持领先的重要原因吗？
隆国强：应该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这种人才的流动，你会发现，当某一个问题是最热门的政策问题的时候，某个机构会一下子脱颖而出，很热门。但是随着政策热点的转换，由于我们的人事制度缺乏这种应有的灵活性和流动性，这个机构因为不能够随着热点转换而调整专家，让人才流动起来，不能把新的政策领域里面的专家吸引来，慢慢地就会悄无声息，因为它已不在政策研究的最前沿了，也就不能够称之为高端或者顶尖的智库了，这个机构避免不了被边缘化。
在我看来，所谓顶尖的智库，一定是在国家最前沿的政策问题里面，拥有一批顶尖的专家。顶尖的智库要做成百年老店，是需要有一套机制支持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不管是对内政策还是对外政策，重点总是在不断转换。随着发展的阶段不同，就有不同的政策问题需要研究，所以智库需要很灵活的人事制度，总是能够抓住最突出的前沿的政策问题，同时有相应的人事制度、薪酬制度，能把最顶尖的人才吸引到这个智库里面，为国家来服务。好多人不理解我为什么总是强调人事制度，我认为，人事制度是所有的制度里面最重要的。智库发展说来说去是靠人才，智库的根本是人才。相应的，人事制度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
从中国的实践看，我们观察到很多智库都是各领风骚七八年就衰败了，曾经非常热门、非常厉害的智库，后来看上去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不是因为人才不行，是因为人才缺乏流动性。当政策热点转换的时候，人才的结构没有相应调整，它的话语权被边缘化了。也就是说，虽然在其所研究的领域可能还是最顶尖的，那批最顶尖的人还汇聚在那个领域，问题在于这个领域已经不是国家最重要的政策前沿问题了，那么你对决策者的影响、对社会公众的影响都会慢慢地弱下去。很多智库为了追上政策热点的转换，因为人事制度缺乏这种灵活性，就只好说培养人。但有时并不一定能跟得上，培养人才是需要时间的，但形势发展、现实需要不会等人。
中国经济时报：这应该跟中国智库人员缺乏“旋转门”有一定关系。
隆国强：是这样。跟一些国外好的智库相比，我们的智库人员，还缺乏一扇像西方那样的“旋转门”。在一些国家，很多非常有经验的在政府工作的那些处于决策地位的人，会穿梭于智库与政府决策部门之间。他在智库研究一段时间后，会进入政府去做决策者，他可以把智库研究的积累用于实践。在政府工作一段时间以后，他可以离开政府，到智库来进行研究，梳理总结经验教训，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好，给新的决策者提供政策建议。西方智库研究者一般是两类人，一类是专家学者，一类是有着很强的专业背景的政府官员、高管、决策者，他们不是操作层的，是决策层的。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智库，特别是在所谓正规化的智库里，学者、专家比较强，而有政府工作经验的，尤其是在政府里做过决策而不是做操作层面的研究者相对比较缺乏。当然，我们现在正在探索一些办法来弥补，比如说到地方政府去挂职，通过和政府部门的合作研究等。但是这种体会和你在政府做决策、承担责任、对政策运行的体会可能还是不一样的。
总之，我们要打造世界一流的高端智库，在人事制度上必须要适应政策研究的需要，要吸引两类高端人才：专业性的人才和有政府工作经验的人才到这里来，大家互相交流，共同合作。做到这一点，我认为，人事制度是最核心的、最关键的一个制度。
抓紧制度创新，突破体制机制的约束，争当高端智库建设的排头兵
中国经济时报：《意见》对国研中心赋予重任，党政、高端“两型”智库的定位使国研中心在我国智库中独树一帜，你认为，国研中心应该如何做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隆国强：先谈一点我对我国智库总体的评价。总体来看，无论国研中心，还是其他智库，要从两面来讲，过去几十年这些智库对国家进步是做了巨大贡献的，你的江湖地位也是由此得来。就是说，大家都认同在过去这些年中，作为政策研究机构给国家出了一些不错的主意，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这是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应该充分肯定。
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跟我们国家现在面临这种复杂的形势以及决策者在这个复杂形势下对智库的期望相比，应该说所有的智库都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需要我们去努力。为什么习总书记说我们中国的智库发展相对滞后？滞后于什么？我觉得是滞后于时代的需要，滞后于决策者的期望，所以，要奋起直追，才有了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打造高水平的智库的使命，能够让中国领导人在面临这么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科学决策，这就是智库人的责任。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按照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要求去做很多方面的工作，包括我前面说的体制机制的问题、人才的问题、管理的问题等。建设智库我们有很多地方是可以学习借鉴别人的，可以比照国际最好的智库，但是在目前中国较难，难在哪儿？我认为，体制机制的创新是最难的，这些问题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有些事情你认为这个是我想到的、该做的，但是你不一定能做，你会受到一些现有的不符合智库运行的体制机制的限制。所以，我们和国外同行比的时候，我们的体制机制确实是一大障碍。外国智库想做一件事，往往说主要是钱的问题，去找钱，去募资，有了钱就可以把最好的人请来，这事情我就能做，不会受编制的限制等等。但是，我们可能会受很多的限制，就算你有钱了，你也不一定能把高水平的人吸引来，也难以按工作需要成立专门机构，有不少的制约。
要能实现习总书记所要求的为党中央科学决策提供高水平智力支持的目标，就得建设高水平的智库。建设高水平的智库的直接结果，是一流的人才开展一流的工作，出一流的成果。实现它，就要依靠一系列的体制机制的支持。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现有的体制机制对建设高水平智库的约束，所以必须要大胆地推进体制机制的创新，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首要的目标是要改进我们的体制机制，使之符合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要求，为此，我们还有大量的、细致的工作要做。而且，绝对不是说制度到位了，就可以躺下睡大觉了，能自动产出什么高水平的成果。
国研中心在几年前就提出来要建设一流智库，党组专门做了一流智库的规划方案，按照习总书记批示要求和张高丽副总理视察国研中心时提出的“打造国际一流智库”的目标，制定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试点方案。现在，正在进一步地按照《意见》的要求来设计好我们改革创新的方案。这些都是着眼于落实习总书记的要求，打造一个高水平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最终能够在这里汇聚高端人才，近期重点是国内的高端人才，如果说我们讲得更长远一点，未来还要汇聚全球智库研发资源。我们要用全球的智慧来支持我们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高水平的决策咨询成果，争当高端智库建设的排头兵，这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中国经济时报：那么，这个目标的具体实现路径是怎样设计的？
隆国强：目标很高大上，做起来需要脚踏实地，要从现实出发，一步一步地走。我觉得主要是两块任务：一块是有些体制机制确实在目前是由外部设定的，对这些体制机制我们要深入地研究，提出好的新的制度设计，要和外部的相关部门去对接，要争取人家对你的理解和支持，你不能说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还有一块是，在现有的体制机制下是可以做的，但是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比如说我们去年在政策评估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取得很大的进步。进一步做好政策评估，提高专业化水平、客观性，还可以继续改进。再比如说我们成果的推广等，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概括地讲，就是要两条腿走路，一条就是在现有的体制机制下、现有的权限之下能做的，我率先就把它做了，包括科研管理、成果推广、政策解读等。另有一条就是啃硬骨头，需要跟相关部门去对接的制度创新，我们就去跟相关部门对接，勇于探索。
要做好所有这些事，要进行深入的研究，不是凭感觉拍脑袋的事。一个智库体制机制的设计、改革方案的设计，本身就是一项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专业化的工作。在这方面，国研中心还是下了很多的功夫。慢慢地，我们对智库的认识也会越来越深刻，方案也在一步一步越来越完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借《意见》这股春风，搞好试点工作。我们对此也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