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失败
公元1068年，宋神宗熙宁元年，47岁的江西人王安石应诏，从江宁知府任上前往北宋帝都开封。翌年出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再翌年出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由此开启了一段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变革岁月。
王安石变法历时凡十六载，规模、范围和力度可谓空前绝后，却以失败告终。这次变法不仅在当时招致反对派的激烈抵制，后世也一直对其争论无休、毁誉不一。九百多年来，文人学者们不知为此打过多少笔墨官司。变法路线图
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或“熙丰变法”。严格地讲，后两种叫法更确切。“熙宁”是宋神宗赵顼的第一个年号，“元丰”是其第二个年号。自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至元丰八年（1085年）赵顼驾崩，变法贯穿于神宗在位之始终。可以说，没有神宗的亲手掌控和鼎力支持，就没有王安石变法的强力推进。后期，神宗对变法产生了犹疑和动摇，王安石经过两次罢相后隐退金陵，但他的变法路线总体上仍得以继续执行。
古今中外的任何改革，大抵都是基于困局与危机的逼迫。王安石所处的时代，北宋立国已逾百年，朝廷的处境可以归结为四个字：人多，钱少。一方面，由于北宋为集中皇权而不断增设官职、分解事权，并实行恩荫制（中高级官僚可推荐亲属入仕），官吏队伍连年持续膨胀，内外官人数在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年）即已达一万多人，到仁宗皇佑年间（1049~1053年）更是激增至两万多人，“十倍于国初”；另一方面，为了对外抵御辽和西夏的侵扰、对内防范军阀割据和农民暴动，加之严重的土地兼并迫使大量失地流民投身军旅，北宋的军队数量急速扩充，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已达125万之众，超过西夏全国的人口，战斗力却羸弱不堪。冗官、冗兵，自然导致了冗费。而地主富豪隐瞒土地逃避税负，又造成财政收入锐减，政府陷于入不敷出的窘况。史料显示，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也就是神宗即位前两年，宋王朝的财政赤字接近1600万贯，相当于北宋初期一年的收入。用神宗登基之后三司使（财政部长）韩绛向他报告的话说，“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于是，通过发展生产、生财理财，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成为王安石倡导的变法方略。他先后向仁宗和神宗皇帝上书，力陈己见：“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未暇理财而先举事则事难济”。王安石变法在立意上直面时弊，在态度上坚定无畏，在气势上轰轰烈烈。“天变不足惧，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句曾被温家宝在2008年总理记者会上引用的名言，正是王安石改革信念和决心的宣示。综观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及推行过程，的确践行了这“三不”。在他执政的八年中（熙宁二年至熙宁九年，1069~1076年），密集实行了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亦称募役法）、市易法、免行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裁兵法、置将法（亦称将兵法）、保马法、军器监法、太学三舍法、贡举法等若干新法。从这些新法的改革对象和涉及领域看，既包括对国家、地主、商人、农民之间关系的调整，也包括对军队体系的整顿，还包括对教育、科举制度的改造，几乎涵盖了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其中，以财税改革、金融改革为手段，限制豪强兼并和大商贾、高利贷者的利益，强化国家对经济的直接管理和对财政的控制能力，是变法最核心的内容。（节选）
（摘自《中国智库》第4辑 如需继续阅读请点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