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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寨到大邱庄

2014-06-30 15:14:48

内容简介

大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树立的红旗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进而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通过农业学大寨和后来的普及大寨县,人民公社体制的错误恶性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也使人民公社否定了自己而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取代。大邱庄较早总结了学大寨的教训,摒弃了阶级斗争为纲以粮为纲的观念,及时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办乡镇企业,使农民尽快走向致富之路,曾是全国乡镇企业的一面旗帜,成为中国第一村。它也经历过挫折,其经验和教训都极为宝贵。范银怀同志写的《从大寨到大邱庄》忠实地记录了大寨、大邱庄这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典型的变迁,如实反映了中国农民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曲折过程,从中探索出中国农民奔向小康生活的路径,因此,可说是具有历史价值的著作。

范银怀同志是新华社的一位资深记者,也是我交往多年的老朋友。五六十年代我和他分别在山西日报与新华社山西分社工作。这两家在革命根据地是一家,入城后才分开,但还住在一个大院。我比他大十来岁,做记者也早十来年。当时我主管报纸的采编业务,照应整个版面,有时参加一些重点采访。他勤学好问,人又随和,因此不久就同他熟了。1964年秋后至1965年夏初,在原平县平地泉大队参加过一期四清蹲点,约八九个月之久,我们队部几个人同住一间屋,同睡一条炕。晚间谈完工作就躺在炕上闲聊,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兴之所至,无所不谈。他常到大寨采访,又随农业部长廖鲁言作过全面调查,对大寨怎样引起毛泽东重视的内情有所了解,在赞扬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高产田的同时,他向我说李顺达等农业劳模曾发现大寨耕地亩数不实等问题。当时尽管毛泽东学大寨的号召还没有公布,但是内部已听到有关指示,大寨在全国声望一天比一天高,不料这位报道过大寨的记者,却对我讲了一些关于大寨和陈永贵本人的一些问题。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曾劝他正式写成《内参》向总社报告,并由此发现,他表面上似乎组织性纪律性不那么强,有点小自由主义,但在重大问题上,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能持实事求是的态度。

文化大革命中他还去大寨采访,并被新华社总社指定参加了中央1970年召开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道,对学大寨运动中推行的的路线给农民造成的危害时有所闻。他可以说是大寨和学大寨运动的历史见证人。

80年代,我被调到中央农口工作,退出第一线后,作为中国农村外向型经济研究会的成员,曾和范银怀一起先后到河北、广东、海南、黑龙江、新疆、天津考察过乡镇企业发展。因为有老朋友作伴,旅途特别愉快,探讨问题也无拘无束,随意发挥,毫无顾忌,调查研究使我们对中国农村的改革有了不少新的认识,也使我们对各自亲身经历过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有了不少新的认识。我曾鼓励他下些功夫,把陈永贵和大寨、禹作敏和大邱庄的异同作个分析比较,从中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写成一本书,这对于帮助读者认识中国的农民和农村问题是有好处的。

陈永贵领导的大寨的兴起和衰落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它和人民公社的兴衰联系在一起。1958年兴起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出现了一平二调共产风,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批评人民公社搞得太快了,太早了,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结果,全国继续反右倾,高指标,高征购,1960年下半年出现大饥荒,非正常死亡达到2000万人。五风严重的安徽搞起责任田。当时苏联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错误,也反对中国的人民公社。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60条》下放公社权力,划小核算单位,确定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但农民说:“要想吃饱肚,土地包到户,全国刮起了单干风1962年在北京召开7000人大会,刘少奇讲造成大饥荒的原因三分是天灾,七分是人祸,这一下更触动了毛泽东。三年经济困难证明,人民公社已成为僵死的体制,丧失了活力,不打破这个僵死的体制,中国农业不可能有一个稳定的发展。但是毛泽东不承认这个失败,相反指控刘少奇等讲话是否定人民公社的一股黑风1962年秋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重提阶级斗争,指出搞包产到户就是搞资本主义,并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打退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

毛泽东说,只要拿出一个办得好的合作社,就能把反对合作化的一切怪论打下去。大寨正符合了毛泽东的这个要求。经毛泽东审定的196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确认大寨是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典型。毛泽东为什么要树立大寨这面红旗?从这本书可以看出,毛泽东经过长期选择比较,认为大寨充分体现了人民公社优越性,体现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正确性,体现了个人崇拜一定程度上的必要性,体现了反修防修的重要性。

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过,大寨就是阶级斗争。他想通过学大寨,抓阶级斗争,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但是通过四清,只解决基层的问题不行,必须打倒上面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于是开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批判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为内容,在全国农村进行了一场大浩劫。
学大寨运动纳入了文化大革命轨道,使倾错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最突出的要算穷过渡割资本主尾巴取消自留地

大寨这个小山庄,原来只有78户人家,是个独立核算单位。是个大小队,也可以说是个小大队。公社化后一直是大队核算,其实同一般生产队(小队)核算规模差不太多。1963年遭灾后,所建的新房全部由集体修建,从此取消了社员的自留地。后来管理进一步加强,几乎是完全限制了社员发展各种家庭副业,没有户养的猪羊,不准社员到集市上出售农副产品。这些本来都是当时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大寨这样做效果如何先不说,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中,这些便变成中央的政策向全国农村推广,发展到荒唐的程度。除了集体分给社员的粮、钱、物外,凡是个人增加的东西,都被当做资本主义加以批判,当做尾巴加以割除。普及大寨县的口号提出后,割尾巴取消自留地穷过渡,更由昔阳而山西而全国,危害极大。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进一步提出什么批集体经济内部资本主义,把批资、堵路、割尾巴从集体外部转入内部,推向新的高潮。全县到外地搞运输的马车收回社队,向全国介绍了马车归队,劳力归田、大砍运输业的所谓经验。有些大队只允许一户一猪一树一人一鸡一兔,可谓把一大二公越大越公的倾观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中国是否可以不通过发展商品经济,直接建成社会主义?毛泽东说,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越是贫穷的国家越容易过渡到社会主义。还说一穷二白是好事,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因此,革命胜利一旦到手立刻就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对资本主义由限制、改造到割尾巴,这正是极路线的理论基础。实践告诉人们,这样的认识不符合实际,只能有害于社会主义,使共同富裕的理想变为普遍贫穷的现实。

大寨模式不仅同贫困落后联系在一起,而且意味着农民的血泪和灾难。在文化大革命中,损失最重的是农业,受害最深的是农村,牺牲最大的是农民。许多农民付出了温饱和生命的代价,换得了年年丰收的虚假数字,维持着所谓的大好形势。当年有一个说法用无产阶级专政办法搞农业,在昔阳以至山西一度颇为流行。这是大寨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典型全部经验的精髓所在。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已经是二等公民,经过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想当二等公民也不可得了。

农业学大寨运动这一页历史终于翻过去,但是沉痛的教训必须记取。不记取这个教训,就没有农村改革的成功。大邱庄较早接受了学大寨的经验教训,冲破了两个纲的束缚,将联产承包责任制运用到乡镇企业,对中国农村改革起过积极作用。但由于禹作敏封建家长作风严重,触犯了刑律,犯了罪,判了刑。当时国内不少人都认为,禹作敏垮了台,整个大邱庄就要垮台,中国的乡镇企业要受很大影响。天津市对这个问题处理得好,采取了一些好的政策,严格地掌握界限,不扩大,不株连,而且原来一些好的东西尽量予以保留,在这个基础上把大邱庄的做法加以改善。因此,大邱庄经历了禹作敏事件后,不但没有垮台,而且比以前发展得更好、更健康了。现在大邱庄已经成了有3万人的城镇,吸纳了来自全国许多地方的劳动力。这在中国,在世界上讲都是不简单的。它经历了这么大的挫折,经验很好,教训深刻,影响很大,这个经验教训总结好了,是一笔天津独有的精神财富。

当前农村改革深化过程中遇到的种种矛盾和困难,使人感到大寨、大邱庄的经验教训还有继续反复咀嚼、深刻记取的必要。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问题的文件指出,要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利益,在政治上确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只有反复咀嚼、深刻铭记这些历史教训,才能引导农民沿着正确道路,建设小康社会。

吴象,原国务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

引言

《从大寨到大邱庄》怎么想都是个好题目,值得费时间好好写一写。主要是选好角度,扩展视野,表达什么主题,能吸引读者,成为一本受人喜爱的读物,并有利于改革开放和国家的现代化。这要请你多费脑筋了。”1996715日,在美国探亲的吴象同志,从大洋彼岸寄来的长信中特意写了这样一段。

由于工作关系,我在上世纪60年代、80年代随当时中央有关人员受中央领导指示,解剖过两个麻雀,一个是大寨,一个是大邱庄。这两个典型也是吴象同志熟知的。

大寨是太行山中属于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七八十户的村庄,是计划经济时期,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先进典型。19643月,毛泽东听了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汇报,又看了通讯《大寨之路》后说:看来农业要靠大寨,接着周恩来总理派当时的农业部长廖鲁言到大寨调查,我作为新华社记者随同调查。大寨在毛泽东审阅的周总理196412月第三届全国人代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确认是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典型,在全国掀起的农业学大寨运动,长达15年之久。

大邱庄是天津市静海县团泊洼的一个五百多户的村庄,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下产生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典型。这个典型引起了邓小平的注视。19853月,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到大邱庄视察后,要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吴象留大邱庄继续调查,我也以新华社记者身份陪同调查,又解剖了一个麻雀。大邱庄成了中国农村的首富村,吸引了千百万农民。

19953月,中央农口几位专家领导吴象、姚力文、郭书田、许人俊,应天津市静海县政府邀请,参加静海县发展战略研讨会。他们有的参与中央农村政策文件的起草工作,对中国农村改革有深刻认识。我有幸参与了这项活动。在驱车到大邱庄的路上,他们知道我60年代采访、调查过大寨,80年代采访、调查过大邱庄,兴味盎然,建议我写一本《从大寨到大邱庄》的书。解剖这两个村庄,可以作为认识中国农村的窗口。他们说,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如实写出这两个村庄的发展变化,对于认识中国农村改革很有价值。在这些专家领导的支持和鼓励下,我前后用了十几年时间,将这两个农村典型和它对中国农村的影响写出来。

本书分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是陈永贵和大寨,后一部分是禹作敏和大邱庄

从大寨到大邱庄是中国农民共同走过的路,它是一条艰难而曲折的道路,中国农民为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的实践和创造,促使我重新学习,辨别是非,探索农民奔小康的道路。

在写作、修改过程中得到了时启奕等同志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范银怀

20139月于天津新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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